致敬！把家国情怀融入不懈奋斗的海大人！

  如今，85岁的司玉琢仍将修订海商法视为最重要的事情，他说：“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一件事。”

  1937年，司玉琢出生于辽宁省一个普通工人家庭。他的父亲是家中长子，要养活家中14口人。看着父亲肩负重担，司玉琢初中毕业后便自作主张报了中专。

  父亲得知后，表示就算再穷，也会全力以赴供司玉琢继续高中的学业，这个决定改变了司玉琢的一生。

  1964年，司玉琢从大连海运学院（现大连海事大学）毕业，成绩优异的他留校任教。9年后，司玉琢接受了学校委派的任务，跟随天津远洋公司“金沙轮”航行。他的职责主要是给船上的学员培训航海知识和技能。

  在很多次航行中，让司玉琢最难忘的，是1977年的那场环球航行。当时，他们在海上漂了整整八个月，遇到了台风，在强台风掀起的狂风巨浪里，更严重的意外发生了。

  司玉琢回忆：“和台风周旋的时候，船尾部储存乙炔瓶和氧气瓶的小仓库着火了。用水喷根本不管用，全部烧光，火才扑灭了。当时离死亡很近，可能瞬间一爆炸人就没了。”

  经历这次事故后，司玉琢也想为海员做些事情。通常根据海商法，损失可以由船舶、货物等各有关方来承担，然而当时，我国海商法还是一片空白。司玉琢深刻意识到了海商法的重要性。

  海商法，是针对海上活动的特殊风险而专门制定的法律制度。中世纪后，很多国家开始制定各自的海商法。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，我国海商法长期处在空白。

  “发生海事纠纷了，我们受损的这一方要求扣别国的船只，结果谁都做不了主，因没有法律依据。所以就一级一级往上请示，最后请示到周总理那里。为了扣一条船，花了这么大的代价。”司玉琢说。

  虽然，当时在周总理的批示下，我国扣了船，妥善解决了问题。但是该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海事法治体系，仍然是一个艰难的命题。

  1980年，司玉琢前往挪威深造，他对海商法的研究更加深入。1981年回国后，司玉琢恰逢海商法筹备，便进入了起草小组。

  为了能制定出科学严谨、公平公正的法律，司玉琢和同事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起草工作。“一字一字都要经过推敲”，“任何一个条款，都有立法的价值取向的问题，究竟想保护谁，这个要非常明确，不能含糊。”

  在起草海商法的过程中，法条由最初的213条压缩成144条，又扩展为最终的278条。司玉琢一直都坚持着一个原则——“以人为本”，将维护他人利益放在首要位置。

  1992年11月7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》通过审议，于1993年7月1日正式施行。从此，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海商法。

  让司玉琢没想到的是，这部法律一出台，就在解决一件长达77年的案件里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
  “中威船案”被称为中国司法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的民间索赔案件。起因是日本侵华前夕，日本公司租借了中国企业中威轮船公司的两艘轮船，但在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后，日方却拒绝归还船舶。

  无奈之下，中威公司走上了诉讼之路。没想到这官司一打就耗了当事人陈家三代人，前两代人都在跨国“讨船”的路上郁郁而终，当陈家第三代人前来求助时，司玉琢建议把诉讼方向定在租船合同上，“打租船合同就跑到海商法这来了。”

  海商法成为了胜诉的突破口，这起持续77年的案件终于划上了句号。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之后，司玉琢更加坚定了维护国家利益的信念。

  2002年至2008年，司玉琢受商务部邀请，参加联合国贸法会《鹿特丹规则》的制定与研讨，但是在制定条款时，美国却要求发生任何纠纷后，应全部由它来管辖。

  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，司玉琢坚守我国管辖权，“美国为了让我们能做出妥协，老请我们吃牛排。没用，管辖权是管辖权，两码事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”在中方长时间坚持下，美国最终作出了让步。

  如今，我国海商法施行已超越30年，有些条款已经不能有效适应航运和贸易发展的需要，亟需做全面修订。对于85岁的司玉琢来说，修订海商法仍然是最重要的工作。

  他的家中挂着一幅字——“春华秋实”，是父亲在生命最后的时光留下的礼物。司玉琢将其挂在家中最醒目的地方，时刻鞭策自己，“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一件事。”

  在海大航海教育博物馆，记者王宁遇到了司老的学生、今年 7 月刚刚履新的大连海事大学的校长单红军。如今，司玉琢教授已经培养了116名学生，可谓是桃李满天下。单红军向记者介绍了博物馆内的一件特殊藏品，学生毕业时候，用制服上的第二个扣子拼成了学校校徽，送给母校，第二个扣子离心脏特别近，寓意把心留给海大。

  拳拳学子心，拼出的是一个金色的梦想，那就是向海图强，而这也是司老和单红军等一代代海大人不懈努力的方向。作为“航海家摇篮”的大连海事大学，已经为国家培养出了各类高级专业人才20多万名，他们一同推动着中国这艘巍巍巨轮，在驶向海洋强国的路上劈波斩浪。